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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Gen Z在醫學考試弊案引爆全國抗議，高學歷青年失業率逼近40%。教育急速擴張卻缺乏對應的「好工作」，讓人口紅利變成政治與經濟雙重危機，動搖總理Narendra Modi的成長敘事。
印度街頭近期再度掀起一波由年輕人主導的抗議浪潮，導火線表面上是一場醫學入學考試NEET洩題風波，實際上卻暴露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困局：在號稱「世界最大Gen Z人口」的印度，高學歷不再保證好工作，反而成了失落的一代標記。當警方在新德里向學生示威者發射催淚瓦斯的畫面在社群平台瘋傳，這場原本關於考試公平的事件，迅速升級成對政府就業與教育政策的全面控訴。
NEET弊案之所以能瞬間點燃怒火，是因為它踩中了無數家庭的焦慮疼點。27歲、曾被家人逼考NEET的Abheet Mohanty（化名），回憶2018年在高壓下拚考，未能錄取後改讀傳播系，卻發現找工作同樣困難。即便好不容易在孟買拿到月薪2萬盧比、約208美元的職缺，父母仍認為在大城市「根本活不下去」，堅持要他再戰NEET，只因醫生被視為少數能確保「穩定、高薪」的職涯路徑。這樣的家庭拉扯，在印度成了普遍現象。
數據清楚寫出這個世代的挫敗。《State of Working India 2026》報告指出，15至25歲畢業生失業率接近40%，2023年失業人口中，高等教育畢業生就占了三分之二。過去近二十年間，印度每年大約產出500萬名畢業生，真正找到工作的只有約280萬人，能拿到固定薪資職位的更少。當「好工作」供給嚴重不足，醫學、工程、政府公務員考試就被視為通往穩定生活的少數窄門。
在這樣的結構下，印度的考試競爭早已變成一場全國性的「豪賭」。官方數據顯示，參加NEET考試的學生人數在2019到2026年間暴增50%，突破220萬人；同時，為了擠入頂尖工程學府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（IIT）的Joint Entrance Examination（JEE）、大學入學的Common University Entrance Test（CUET），以及Unio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(UPSC)公務員考試，每年也吸引數以百萬計的考生投入漫長備考。考上意味著少數「安全出口」，考不上則可能陷入高學歷低薪、甚至完全失業的現實。
24歲、在班加羅爾從事平面設計的Aditi Garg就是典型案例。她當年以不錯成績仍無法擠進IIT，如今在印度科技之都找工作卻發現，「職缺少、應徵者多，公司開的薪水低得像零用錢」。她坦言已經記不得去年投了多少履歷，年輕人不是完全找不到工作，就是被迫接受「剛好付得出生活基本開銷」的待遇。薪資談判幾乎不可能，因為「永遠有一百個人願意領更少來做同樣的工作」。這樣的就業市場生態，讓她最終走上街頭加入從德里延伸至班加羅爾的學生抗議行列。
更年輕的一代同樣陷入無盡輪迴。17歲的Dimpy Gola（化名）今年被迫兩度應考NEET，一次在5月，一次在洩題後6月重考，仍無法拿到醫學院席次，只能計畫先休學一年再戰。她坦言，即使未來拿到科學碩士、甚至博士學位，「找到工作的前景依然不確定」。這樣的悲觀不只來自競爭，而是對整個經濟結構失去信心——讀越多書，不一定有出路。
考試洩題的直接代價更是慘烈。官方資料顯示，在NEET事件餘波中，已有超過20名學生因壓力與絕望而輕生。這場悲劇迫使印度教育部長Dharmendra Pradhan請辭，政府隨後改由新任部長Pralhad Joshi接手，並由科技企業家Nandan Nilekani領銜成立教育改革工作小組。國會也火速通過修法，針對考試洩題加重刑責，最高可判10年徒刑、罰款高達500萬盧比。這些措施在部分學生看來是遲來的「負責」，但更多人質疑，嚴刑峻罰能否真正解決「好工作太少」的核心問題。
經濟學家早已警告，印度的問題不只是考試制度，而是整個成長模式的失衡。Oxford Economics首席經濟學家Alexandra Hermann Prasad指出，在一個「幾乎每兩位畢業生就有一位找不到工作」的國家，醫師、公務員等少數具有保障的職業自然被過度追捧，但這只是症狀。關鍵在於產業結構轉型速度遠遠落後教育擴張，形成人才供給與職缺需求的巨大落差。
國際研究機構Bernstein今年4月報告更直指政策失誤：印度至今仍未能有效讓勞動力從低生產力的農業，轉移到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新興科技領域。約45%的勞動人口依舊困在只貢獻15%至16% GDP的農業部門，而製造業占比多年來幾乎停滯。更具威脅性的是，人工智慧發展可能侵蝕印度向來引以為傲的IT服務與企業流程外包（BPO）產業，削弱曾經帶動中產階級崛起的升級階梯。
政治層面上，這股Gen Z怒火尤其讓總理Narendra Modi政府感到不安。Modi執政10年來，部分結構問題確實是他上任前就已存在，但他的政治號召力高度建立在「經濟轉型」、「就業機會增加」的承諾上。如今，這些承諾最直接的受眾——高學歷年輕人——開始以實際生活感受檢視成績單。21歲、剛拿到英文系學位的Arshia Mathur坦言，投出「很多很多履歷」卻鮮少得到回應，同輩與學長姐普遍有同樣經驗，讓她對未來感到「緊張」、「懷疑」。即便自稱不熱衷政治，她仍短暫追蹤以諷刺口吻自嘲失業青年的「Cockroach Janta Party」，並支持抗議行動，可見失望情緒正跨越傳統政治分野擴散。
面對印度這場高學歷失業海嘯，社會上也存在不同聲音。部分保守派認為，年輕人過度集中在少數熱門科系與都市，就業挫折難以避免；另一派則主張應更積極導入職業教育與技能訓練，引導青年投入非傳統白領領域。然而，無論立場如何，多數分析都同意：單靠加重考試洩題刑責、或更換教育部長，遠不足以扭轉人口紅利惡化的長期趨勢。
未來印度能否把「人口炸彈」重新轉回「人口紅利」，關鍵在於是否願意正視兩個核心課題：第一，產業結構需從農業與低薪服務業，實質轉向高生產力製造業與新興科技，讓新增學歷對應到新增職缺；第二，教育政策必須從「拚升學、拚考試」導向「拚技能、拚就業品質」，減少青年被迫押注單一考試的賭局。對全球關注印度成長故事的投資人與政策觀察者而言，這不只是印度內政問題，更將決定世界第二大人口國家在未來十年的經濟與社會穩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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